摘  要：刑罰的根據問題是刑法學理論上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對于該問題，中外理論界還未達成共識。有關刑罰的根據，長期以來存在著報應論與功利論之爭。刑罰一體論的出現，逐漸取代傳統的報應論和功利論，成為西方有關這一問題的主流觀點，并對刑事司法實踐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我國刑法理論界對于刑罰根據問題的探索也正在起步，出現了“罪刑關系論”以及“理性一體論”模式。

　　關鍵詞：刑罰，刑罰一體論，理性一體論

　　在刑法學領域中，刑罰是最基本的內容之一。沙俄時期曾經有一位刑法學家說過：“在刑法中，第一把交椅無疑的應屬于刑罰。在刑罰中表現了刑法的靈魂與思想。 或者是出于這位大家對于刑罰的特殊偏好，但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刑罰在整個刑法學領域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作為國家審判機關依法對犯罪分子適用的制裁措施，為了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刑罰總是與犯罪相伴而生的。在國家存在的過程中，只要存在犯罪，就必須存在刑罰。刑罰在國家強制方法的體系之中始終擁有自己重要的位置。

　　在世界大多數的成文法國家，刑罰大都以法律的形式被確定下來。但大體都是由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以及資格刑幾種構成，在具體的刑罰實現方式中因不同國家文化傳統及社會發展情況而有所差異。我國的刑罰被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包括了以上所有的刑罰種類，作為極刑的死刑也包括在其中，而且被規定為主刑予以適用。隨著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相繼廢除死刑，我們對于死刑的存廢之爭也越來越激烈。對于死刑廢除者來說，他們所主張的一個堅強理由便是：國家無權隨意處置一個人的生命。因為生命作為人的一項最基本的權利，是與生俱來的，他自己之外的任何一個人或者組織都無權隨意處置。在這里，我們不是對于死刑的存廢進行討論，而是進行更深刻的思考：刑罰的存在根據到底是什么？國家憑借什么原因可以對犯罪人處以自由刑、財產刑、資格刑甚至是剝奪人的生命？這其實也是一個越來越受到中國刑法學者關注的問題：刑罰的根據何在？這也是刑法學中的核心問題。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對它的解答既是對國家刑罰權的正當性的說明，也是對個人權益與自由的被剝奪與限制的限定。

　　有關刑罰根據這一問題，至今仍未形成一個一致的認識。不同的哲學家、法學家甚至政治學家們對此都進行過解答，也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學說、觀點，最終導致報應論和功利論的世代對壘，甚至被一些刑法學家稱為夾擊刑法的兩團大火，也有學者稱報應與功利為刑罰的兩大支柱。其實，在這兩大學說各自內部，仍然存在著不同觀點的互相博弈。世代的對壘雖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刑罰的正當根據，但至今看來，無休止的對峙使得它們都不是對刑罰正當性的完整解說，甚至造成了在刑罰根據這一問題上的混亂不堪。而這里要討論的卻是在傳統的報應論和功利論分庭抗禮的情況下，在對它們不斷的質疑、批判的情況下，在不斷給予它們折中與調和的努力之下，產生的一體化刑罰理論。刑罰一體論在當代已取代報應論和功利論成為了刑罰根據的主流論調。

　　一、 刑罰一體論的崛起

　　刑罰報應論主張：犯罪是刑罰的前因，刑罰是犯罪的后果。它認為，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是人之常情，是社會公正觀念的體現。犯罪是一種害惡，就理當受到惡的報應，而刑罰便是實現對這種惡的報應的具體方法。因此，報應論主張，社會報應觀念是刑罰賴以存在的正當根據，刑罰是為懲罰犯罪人、譴責犯罪而存在的。與報應論針鋒相對，功利論認為，刑罰的存在并不是因為它能滿足抽象的社會報應觀念，而在于懲罰犯罪人可以給社會帶來一定的實際利益，也就是”功利“。這種功利的集中表現，便是預防犯罪。因此，刑罰的正當根據是社會功利觀念。這兩個觀念長期以來互相對峙，雖說各自都有一定成分的合理因素，但也都具有各自的缺陷。在它們各自都不能單獨對刑罰的許多問題做出科學的說明，兩者水火不容之時，一體化理論作為二者取長補短之新的理論就逐漸產生。正是在對單純的報應論語與功利論的不斷分析、批判中，孕育出了折衷主義的一體論。

　　一體論之所以稱其為一體論，原因就在于它把報應論與功利論溶為一體。因此，一體論的基本立論是：報應與功利都是刑罰賴以存在的根據。即是說，刑罰既回顧已然的犯罪，也前瞻未然的犯罪。對于已然的犯罪，刑罰以懲罰為目的，而對于未然的犯罪，刑罰的目的則是預防。在一體論內部，各個學者也有不同的主張。不同的一體論者在為什么要將兩者結合以及怎樣將兩者相結合問題上所持主張各異,從而形成了不同的一體論模式。作為在西方占統治地位的一種刑罰根據說，根據學者考察，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費爾巴哈模式、邁耶模式、奎頓模式、哈特模式、帕克模式、哈格模式、曼可拉模式、赫希模式、帕多瓦尼模式。

　　二、 一體論對司法實踐的影響

　　一體論到20世紀60年代起，逐漸取代傳統的學說成為刑罰根據論的通說。它的存在不僅表現為其在刑罰理論上所占據的統治地位，而且也表現在其對刑事司法實踐帶來的巨大變革。

　　（一）對刑事立法的影響

　　一體論對刑事立法的影響是巨大的。其最明顯的表現在于，隨著一體論取個別預防論而成為刑罰根據論之主流，西方各國紛紛修改刑法，拋棄原來以個別預防論為指導思想的刑法規范而采取符合一體論的刑法規范。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

　　其一，刑罰目的多元化。一體論是對刑罰根據的解說，而在一定意義上說，刑罰的根據和刑罰的目的的概念是可以通用。 因此，一體論影響當代立法的最明顯的標志莫過于在立法上確認了多元的刑罰目的。按照一體論，刑罰的目的不但不只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個別預防，而且還在于且主要在于報應與個別預防。 受一體論的影響，刑罰目的的多元化逐漸取代了單一的個別預防論，得到了立法的確認。1996年俄羅斯刑法典第43 條規定，”適用刑罰的目的在于恢復社會公正，以及改造被判刑人與預防新的犯罪發生“。根據俄國學者的解釋，作為刑罰目的的恢復社會公正包括對整個社會以及對受害者個人的公正，這實際上還有報應的色彩。而改造罪犯意味著個別預防，所謂預防新的犯罪則包含一般預防。因此，在該條規定中，報應、個別預防與一般預防均被作為刑罰的目的得到了認可。 其他一些國家，比如英國、美國等國家，也對自己相關的法律作了修改并且在新制定的刑法文件中，也確認了多元化的刑罰目的。

　　第二，罪行法定化。在個別預防論之下，社會正義被極力強調，法律正義被忽視，這使得罪刑法定這一刑法根本原則被拋棄。無論是立法上大量與罪刑法定違背的法律條文的出現還是司法實踐中無視法律公正的現象，都是在個別預防指導下的產物。而一般預防要求刑罰具有確定性與通曉性，而規定刑罰的法律文件是使刑罰確定而為公眾普遍知曉的主要途徑。報應論強調法律是正義的載體與判斷正義與否的準則。由此看來，罪刑法定原則正是一般預防與報應的共同要求。一體論在此也恰恰是報應與一般預防的結合。雖然存在幾種不同的一體論的模式，但報應與一般預防都是作為其主要構成元素而存在的。一體論的受青睞，也使得罪刑法定原則受到了再次的認可。意大利、日本等許多國家都在新修訂的刑法中明確規定了這一原則。

　　同時，有學者還主張，刑罰一體論使得罪行均衡原則與刑罰個別化產生了折衷。在個別預防論的指導下，強調刑罰的確定要依據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刑罰個別化原則。因此，強調刑罰的輕重應與犯罪人所犯之罪的罪行大小相適應的罪刑相適應原則便受到了冷落。罪刑相適應是報應論的精髓，而一般預防也主張罪刑等比均衡是確保一般預防效果實現的前提，因此，隨著以報應和一般預防為主要內容的一體論的得寵，罪刑相適應原則也重新得到了立法上的認可。  但在刑法理論界，罪刑相適應原則是否包含刑罰個別化在內仍存在著爭論，兩者并非是完全的對立關系，罪刑均衡原則與刑罰個別化的折衷的說法也存在著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刑事立法中將罪刑適應原則修正為罪責刑相適應：即在確定刑罰時，不僅要看犯罪的客觀社會危害性而且要結合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從而適用相應輕重的刑罰。 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可以說一體論的確對刑事立法產生了這樣的影響。

　　（二）對刑事司法的影響

　　一體論的逐漸得寵也對刑事司法實踐影響巨大，主要表現為對刑事審判的影響上：

　　第一，法官司法。個別預防論尤其是矯正論將犯罪視為一種病癥，將犯罪人視為病人。因此，在個別預防論指導下的對犯罪的處理被視為一種矯治，作為決定犯罪處理結果的刑事審判活動順理成章的也成為了對犯罪人病癥的診治。在這樣的情況下，諸如精神病專家、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類的專家成為了不是法官的”法官“，他們對犯罪人的”診治“意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法官對罪犯的處理。因此，受矯正論支配的刑事審判實踐與其說是法官司法，還不如說是專家司法。 然而，一體論之下的刑罰恢復了其懲罰罪犯的本來面目，而不僅僅是把犯罪人當作病人來進行司法診治或者說是專業診治。作為刑事審判的主體，具備司法領域專門知識與素質的法官成為司法的主角，所謂的專家和專家意見不再是定罪量刑的基礎，正常的司法審判現象得到了恢復。

　　第二，確定刑的推行。單純的個別預防論要求刑罰的個別化，而個別化嚴重依據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而人身危險性本身便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無法量化，這就造成了刑罰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隨著一體論的興起，廢除或限制不定期刑而采取確定的期刑，成為一種發展趨勢。作為報應論與一般預防的合一，一體論要求刑罰具有確定性。隨著西方國家刑罰一體論的逐漸強勢，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不定期刑在西方逐漸失勢。

　　第三，限制自由裁量。個別預防論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為重心，而人身危險性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難以把握與衡量，對它的考量帶有極大的主觀性與隨意性。因此，受制于個別預防論的刑事司法要求賦予法官以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必然會導致法官在定罪量刑問題上的隨意發揮，由此產生許多相似案件不同處理的結果。與個別預防論相反，報應論要求量刑平等，一般預防論要求刑罰確定，這就決定了在以報應與一般預防為主要因素的一體論刑罰體制下，廣泛的自由裁量不再有存在的余地。正是如此，在一體論的影響下，自由裁量成為了限制的對象。以個別預防論曾最為流行的美國為例：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旨在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量刑改革運動聲勢浩大收效顯著。前述廢除或限制不定期刑的行動便是限制自由裁量的重要步驟。除此之外，限制自由裁量的主要途徑是制定與執行量刑指南。明尼蘇達、賓夕法尼亞、華盛頓與聯邦系統在20世紀80年代相繼設立了專門的機構即”量刑委員會“，并由其制定了標準的推定量刑指南。

　　三、 一體論的中國化

　　在我國，刑法學者陳興良教授與邱興隆教授提出了報應與功利相結合的一體化的刑罰根據論，一般稱為”罪刑關系論“。作為對刑罰根據的初步探索，它在一定程度上對報應與功利相統一的必要性有正確的解說，認為對功利的追求應受制于報應的要求；也包括了報應與功利相統一的途徑在于報應限制功利等等。但作為中國刑法學界首倡的報應功利相統一的理論，它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嘗試，依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雖然正確指出了報應與功利相統一的必要性在于對功利的追求只有受制于報應才是正當的，但基本上未論及兩者為什么可以統一；雖然認為報應應制約功利，但卻模棱兩可，允許例外等等。因此，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刑罰一體論的重構再造使得新的一體論模式產生，即”理性一體論“。

　　作為一種新的一體化刑罰根據論，它徹底拋棄了單純的報應論和功利論，將刑罰的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結合，正確揭示了報應論和功利論的對立與同一，從各自的優劣之中找到了兩者統一的根據。這種一體論模式對不同的一體論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兼容并蓄，并對各個模式中的關于報應與功利關系認識不足的缺陷加以彌補，從而鍛造出一個全新的刑罰一體論。

　　作為刑罰根據的報應論與功利論雖在人類歷史上曾各領風騷，各顯輝煌，但終歸為一體論所取代。而一體論盡管分野諸多而遠未在有關刑罰根據的具體問題上達成共識，但是，在整體上，它在理論上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了關于刑罰根據的主流；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刑事立法與司法活動的指南，這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一體論的巨大生命力。然而，在對刑罰根據的探討才剛剛起步的我國，理論研究還很不深入，同時司法實踐中傳統的功利色彩又很濃重的背景之下，對于刑罰根據這一問題，仍然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研究與不懈的努力。究竟”理性一體論“是不是對于刑罰根據的一個成功解說，還是有更加完滿的理論的呈現，都期待著中國刑法學者的繼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