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

　　10月20日上午8點50分，趕往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信訪的群眾在接受完安檢、拿取了排號紙條后，直奔同一目標--陳玉浩信訪工作室。

　　此時的陳玉浩拿了一摞上訪材料也急匆匆地向工作室走去。

　　9點，接待室的門開了，上訪者魚貫而入，瞬間將陳玉浩的辦公桌圍得密不透風。擔任陳玉浩助理的民二庭法官耿德舉一再提醒來訪群眾到旁邊的信訪休息室等待叫號，但他們都充耳不聞，執拗地守候在陳玉浩辦公桌旁。

　　這些來訪者有胡子花白的老翁，有面帶不平的大娘，也有怒氣沖沖的大嫂……

　　在簡單安撫了一下來訪群眾后，陳玉浩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第一個來訪者叫楊萬菊。她上來就發火道：“你們中院為什么不給我調案卷，要是耽誤了案件審判進度誰負責？”了解完情況后，陳玉浩溫和地對她說：“我跟你解釋一下，因為中院檔案室現在正在搬家，目前還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結案卷宗無法及時歸檔。因為我們的工作給你帶來不便，我先向你表示歉意。”隨后陳玉浩又打了一個電話。打完后他對楊萬菊說：“我剛才已經聯系了辦案法官，通知他將涉案卷宗盡快歸檔，我也會繼續督促他辦理。你把聯系方式告訴我，事情有進展了我會馬上通知你。”聞聽此言，楊萬菊平靜下來，將手機號留下后滿意離去。

　　張慎樓已年逾古稀，長長的花白胡子因疏于打理，顯得凌亂不堪。他上身穿著一件軍綠色夾襖，一言不發地呆坐在那里。等陳玉浩再三喊他的時候他才知道輪到自己了，原來老人耳朵已經不靈光了。他顫抖著手，將上訪材料遞給了陳玉浩。

　　老大爺對法院的一起傷害案的判決不服。他的老伴被鄰居打傷了，光醫藥費就花了3萬多。法院判對方管制九個月，賠償醫藥費3萬元。老大爺氣咻咻地說：“我對法院的判決不服，法官給我判決書我也沒要。說是賠償3萬元，可我現在一分錢都沒見到，我找律師就花了2000多，我是農民，家里能有多少錢啊！”陳玉浩一聽，俯身上前對著老大爺耳朵說：“您的情況我清楚了，我給您提三點建議您看行不行。一是如果您不服一審判決您有權提起上訴；二是如果您需要找律師，按您的情況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免費給您提供法律服務；三是您老也要想開些，對方是您鄰居，冤家宜解不宜結。對方如果真心悔過，你們可以就民事賠償部分好好協調。您看這樣行嗎？”“我也不想這樣來回跑了，我就是希望對方賠償到位就行。”老大爺說。“那這樣，我現在和案件承辦法官落實您反映的情況，然后將解決辦法告訴您。”說著，陳玉浩拿起了電話。在得到了明確的答復后，老大爺放心地走出了接訪辦公室。

　　魏全禮今年已經81歲，在反映情況之前，他對陳玉浩說：“陳法官，我知道你是個特別好的法官，請你給我做主。”陳玉浩在了解了情況后才知道，老大爺反映的是訴訟費不合理的問題。陳玉浩起身對他說：“老大爺，關于訴訟費收取標準，我們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我們都是按規定收取的。如果您有證據證明我們多收取了訴訟費，我們會及時退回。您帶沒帶收費發票？”魏大爺一聽連忙說：“我下周一就把收費發票帶來，謝謝你陳法官，你忙吧。”

　　陳玉浩剛坐下，一位大嫂擠到他辦公桌前，“啪”的一聲將手里的材料摔到了桌上。“我告訴你，你今天要不把我的事給辦了我就不走了！”說完轉身就走了。在眾人驚愕之際，陳玉浩苦笑著把材料收了起來，然后繼續接訪。顯然，他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怒斥。

　　接下來，有為土地被侵占常年得不到解決而不斷來訪的，有為公安部門“錯誤”拘留要討個說法的，有對判決結果沒能滿足要求犟著不走的……高喊聲、哭鬧聲、叫罵聲，不絕于耳。就在這嘈雜而又壓抑的氛圍中，陳玉浩結束了上午的接訪工作。

　　下午兩點，陳玉浩帶著材料，領著上訪人周桂云趕往銅山區人民法院。

　　周桂云為兒子張沖在工地被砸傷致殘的事已經上訪多年。2004年，張沖經人介紹到徐州市路興公司工程有限公司上班，但雙方沒有簽勞動合同。2004年10月18日，張沖在施工工地頭部被砸受傷。之后，就工傷認定問題，張沖與公司進行了長期交涉均無結果。2008年3月，張沖向銅山法院起訴，要求公司賠償其醫藥費、傷殘補貼等共計5萬元，同時要求公司為其申報工傷，讓其享受工傷待遇。

　　然而，因為張沖沒有跟公司簽訂勞動合同，銅山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沒有認定張沖系工傷。而這一認定又是法院審理工傷案件的前提條件。但為了維護張沖的合法權利，銅山法院向張沖進行了解釋，并建議他將訴訟請求由勞動爭議變更為一般人身損害賠償，但張沖拒絕了法院的建議，法院無奈只能駁回其訴求。張沖不服又上訴到徐州中院，中院維持了原審法院的判決。之后，張沖的母親周桂云開始了上訪之路。

　　陳玉浩讓這個案子有了轉機。他在了解了周桂云的上訪訴求后，翻看了大量法律資料，終于找到了2009年的一個法律規定，即雙方如果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勞動者在工作期間受傷應該享受工傷待遇。在與銅山法院進行了溝通之后，陳玉浩帶著周桂云來到了銅山法院。

　　銅山法院立案庭庭長馬秀麗在會議室熱情接待了他們。隨后陳玉浩將材料交給了馬秀麗，提請銅山法院對該案重新立案。接著，陳玉浩將周桂云請進了會議室，他溫和地對周桂云說：“你這個事情已經有眉目了。你回去要寫一份訴狀，將你的訴求寫清楚。雖然你走了一段漫長的上訪之路，但你一定要相信社會，相信法律。這件事法院并沒有錯，因為當時相關法律規定還沒有出臺，現在已經有了解決辦法，你可以放心回去了。”

　　周桂云的眼淚一下子流了出來。她哭泣著說：“為了上訪，我已經傾家蕩產，孩子父親已經去世了，剩下我們孤兒寡母，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陳法官，你是個好人，我相信你。謝謝你！”

　　安慰了周桂云一番后，陳玉浩又急匆匆趕回中院。那里，還有翹首等待的來訪者……

　　一元錢

　　被周桂云稱為“好人”的陳玉浩是徐州中院立案庭的一名普通法官，接訪，是他的本職工作。

　　事難辦，人難纏，話難聽。幾乎每個做信訪工作的人都清楚，這份工作有多么難做。可陳玉浩卻在這個崗位上干得有滋有味，而且干出了大名堂。從事信訪工作6年，他接待群眾1萬余人次，接待來訪人員5000余人，徹底化解信訪案件500余件。2010年10月，徐州中院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陳玉浩信訪工作室”。

　　善待每一位信訪者，讓他們感受到司法的溫暖、社會的溫暖、人情的溫暖，是陳玉浩化解上訪難題的不二法寶。

　　杜慶書是位年過古稀、性格孤僻的老人。為了要回爭議中的房屋，他先后提起行政、民事訴訟，但終因證據不足，其訴訟請求沒有得到法院的支持。為此，杜慶書成了上訪老戶。

　　一年冬天，杜慶書又騎著三輪車來到法院。午飯時分，下班趕著回家的陳玉浩看到老大爺正在啃一個涼饃。他走上前對老大爺說：“杜大爺，這樣吃涼饃對身體不好，要不是在家的老父親等我回去做飯，我就帶你去食堂吃點熱乎的。”說著，陳玉浩從兜里掏出了2元錢遞給杜慶書：“這錢不多，你到對面的飯店買碗熱湯。”

　　下午上班的時候，杜慶書找到了陳玉浩：“我買湯花了1元錢，剩下的這1元錢還給你。看來你還是個好人。”

　　之后，只要杜慶書來上訪，每到吃飯時陳玉浩都會給他1元錢讓他去買碗湯喝。直到有一天，杜慶書看到陳玉浩再次遞過來的1元錢，老漢哭了：“陳法官，每次來你都能讓我吃頓熱乎飯。這幾年我受了不知多少冷眼，只有你還把我當個人看。我謝謝你。可你說我的案子還能贏嗎？”陳玉浩耐心地向他解釋：“法院不會枉法判決。法院注重的是證據，如果沒有證據就無法得到法院的支持。”杜慶書聽完后沉默了，然后他拉著陳玉浩的手說：“陳法官，你是個好人。我相信你，既然你都這么說，我以后再不上訪了。”從那以后，信訪接待室再也沒有見到老人的身影。

　　宋云第一次見到陳玉浩，是為了一起房產糾紛案。她的父親宋先生與母親魏女士都是離異后結婚的。當時雙方都有自己的子女。二人婚后蓋了兩層小樓。宋先生去世后，魏女士與共同居住的子女產生矛盾，后訴至法院。法院依法判決將小樓一分為二，二樓歸子女居住，一樓歸魏女士所有。然而問題隨之而來。因為樓梯在一樓房內，為此魏女士與子女矛盾激化，幾次大打出手。無奈之下，魏女士的女兒找到了陳玉浩。

　　2006年5月8日，宋云到今天還記得這個日子。她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無比糟糕，氣憤、絕望。但她看到陳玉浩后，發現他是一個特別溫和的法官。當時接待室里外都擠滿了人，但陳玉浩不慌不忙、有條不紊、耐心細致地對待每一個當事人。看到這樣的情景，宋云的心情平緩下來。

　　在與宋云的交談中，陳玉浩對她進行了認真的法律答疑。此后，宋云又找了陳玉浩幾次，每次陳玉浩都親切地稱她“宋大姐”。后經陳玉浩多次反映、協調，兩家終于將樓梯改至屋外，矛盾最終得到了化解。

　　“陳玉浩會被徐州老百姓認可的，因為他把上訪的百姓當成自己的親人看待。”宋云說。

　　十萬元

　　70多歲的馮云川是2008年底陳玉浩接訪的一位上訪老戶。當她將厚厚的一摞上訪材料交給陳玉浩時，陳玉浩吃驚地看到，那上面既有省高院領導的批示，也有徐州市各級領導的批示，有的批示時間到當時已經有10年。

　　應該說，這是一起死無對證的無頭案。1989年，馮云川的丈夫張某與云龍區河頭村委會簽訂了為期3年的聯營協議。1992年張某去世，馮云川訴至法院請求清退丈夫的資產。在法庭上，馮云川堅稱丈夫在1992年初曾以個人名義償還過一筆10萬元的貸款，但她拿不出任何證據，最終法院在判決中對此筆款項沒有認定。

　　馮云川相信丈夫的話，此后她多次上訪。雖經相關部門多次復查，但始終不能解決她反映的問題。

　　陳玉浩也覺得這個問題太棘手。接下來幾天，他都夜不能寐，眼前總是浮現馮云川老人的滿頭白發和焦急表情。

　　一次偶然的機會，陳玉浩了解到，當年銀行還是手工辦理業務。但因時隔久遠，只能到銀行的庫房一筆一筆查賬。于是他馬上帶著馮云川，與銀行工作人員一起，對1992年及上下年度每日、每月的業務進行了細致查閱，最終確認沒有馮云川丈夫償還貸款的記錄。

　　眼見為實，馮云川落了淚。這位歷經10多年上訪路的老人很干脆地對陳玉浩說:“謝謝你幫我做了這么多，從今天開始我永遠不再上訪。”她告訴陳玉浩，這個事已經成了她最大的心結，如果不能解決，她將死不瞑目。

　　“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在多年的接訪工作中，陳玉浩發現，無論何種案件的信訪人，無非是對判決不理解、不認同、不滿意，心存疑問或者情緒不順，甚至有火氣要發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想方設法幫助他們答疑解惑、消氣、滅火，使矛盾盡可能消化掉。不能對信訪人說“不”是陳玉浩堅定的工作原則。他告訴記者：“信訪當事人是誰？接訪人又是誰？說到底，都是社會大家庭的一員，只是社會角色不同而已。他們跟我的親人一樣，沒有區別。信訪當事人遇到了特殊困難需要解決，才有了接訪人和信訪當事人的關系。這種關系，在我心目中，是平等的。”

　　他們的痛，我感同身受

　　記者：我了解你以前是一名優秀的法官，你寫的法律文書曾經上過《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如果在審判崗位上，你可能會有更大的作為。當讓你來做信訪工作的時候，你會不會有失落感？

　　陳玉浩：在接信訪工作之前，領導找我談過話，將接訪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重要性都跟我說了。說實話，當時并沒有這個心理準備。但我這個人性格比較溫和，做事也不急躁。既然這是一個重要的崗位，我就一定要做好。

　　記者：當時徐州中院的信訪工作處于什么狀態？現在是什么狀態？

　　陳玉浩：當時信訪人很多，群體訪、集團訪一件接著一件，上訪老戶也很多。通過我們的努力，現在上訪人數量在逐漸下降。應該說到了2006年上半年，群體訪、集團訪的情況已經沒有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這是多個部門的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

　　記者：有人這樣形容接訪工作：上班有人吵，下班有人纏，路上有人攔，電話有人煩。說明針對上訪者的工作極難做。你是怎么看待這些上訪者的？

　　陳玉浩：很多人認為上訪者都是不通情達理的人，甚至把他們形容成刁鉆刻薄的人。其實這些人在我看來都是弱勢群體。他們有的來自農村，有的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悲涼，他們無助。他們的痛，我感同身受。我可能幫助不了他們解決問題，但對他們能有一句溫暖的話，有一個溫暖的笑容，就能讓他們體會到人的溫暖、社會的溫暖。對他們，我們這些做信訪工作的，要不敵視、不輕視。

　　他們來到法院信訪，其實是在進行理性的訴求。如果他們失去了理性，有可能會用其他手段報復這個社會。如果你認為他們是理性的，那你就應該用更理性的態度來面對他們。對他們多一些平和，多一些友善，往往就能消除他們的怨恨。

　　記者：有些上訪者的確是在無理取鬧，碰到這樣的人，你怎么辦？

　　陳玉浩：的確有這樣的人，你跟他們講道理、講法律已經起不到任何作用了。碰到這樣的人，解開他們的心結是最重要的。對他們，我們要更加寬容。有一次，一位上訪人非要求我為他調取案卷。我反復跟他解釋我沒有這個權力，否則會違反檔案保密制度，但他就是不聽，對我惡言相向。最后我還是幫他協調解決了這件事。說實話，我也很委屈，也很氣憤，但我能做的就是克制。

　　我想，相對于個人，法院算是強勢部門。但越是在強勢部門工作的人就越要理解弱者的心態。如果你以強勢的態度去對待弱勢的群體，后果就是激化矛盾。

　　記者：你認為做信訪工作應該具備哪些素養？

　　陳玉浩：我總結了3點：一是要有踏實的心態，二是要有較高的業務能力，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顆友善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