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檔案

　　蔡裕華 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曾獲全國優秀法官和全國模范法官等榮譽稱號。

　　過完春節一上班，案子就“撲面而來”。臨近中午，我疲憊地走出法庭。

　　“蔡法官。”一位婦女叫住了我。我停了下來，卻一時想不起是哪個案件的當事人。

　　“我一直在門口等著，就是為了對你說聲謝謝。我今天是來拿判決書的，這次法院又判我贏了，上次的藥費已經拿到了。”

　　我仔細打量著面前的這個人，當目光落到她蜷縮在袖子里的右手時，我不禁心頭一震，想起曾經的一次失敗的調解。

　　我從事二審民事案件調解工作已近10年時間，調解成功的案件不下2000件，我也常常自詡為調解法官中的行家里手。但這個并不復雜的案件卻沒有調解成功，確切說，是我主動放棄了。

　　53歲的李美娥在一家棉花加工廠打工，負責軋棉花。一天工作時，手被卷到了機器里，右手食指和中指被割掉，花去醫藥費1萬多元。

　　但老板陳某認為李美娥沒有按規定操作，不同意承擔責任，李美娥起訴到法院。陳某不服一審法院賠償醫藥費的判決，上訴至徐州中院。

　　2012年年初的一天，約定調解的時間還沒到，雙方都早早來到了法院。被告陳某衣著光鮮，夾著小包，帶著律師。原告李美娥只身一人，少了兩根手指的手總是試圖蜷縮在袖子里，人更顯得怯怯的。

　　沒想到一開口，陳某就說已經達成調解協議，只要法官出個調解書就行了。

　　一聽這話，我心里由衷地高興，沒想到這么輕松就搞定了一個案子。一般案子到了二審都已經過層層調解，要想調解成功，往往要費九牛二虎之力。

　　李美娥遞過來雙方已經簽字的調解協議書。“包括醫藥費，所有一次性了結，賠償原告18000元。”

　　我把調解協議書讀了一遍，問李美娥是這樣的嗎，她明確說是的。

　　但看著她羞于示人的右手，想到殘缺的右手可能對她生活造成的不便，我隱隱感到了一種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僅僅是雙方地位和金錢的差距，更有因一方法律知識、維權意識缺失而凸顯的不平等。

　　我問李美娥，“他們和你簽調解協議，有沒有把有關法律規定告訴你？”

　　李美娥無奈而傷感地說，“我一個農村婦女啥也不懂，他們老到我家里去，又買了東西，又說了好話。我想反正手也不能好了，一次性了結就了了吧。”

　　旁邊的陳某一聽，著急地說，“我們已經談好，雙方完全自愿，你只要出個調解書就行了，干嘛問那么多！”

　　我感到李美娥這種情形應該構成殘疾，于是打電話給司法鑒定處的法醫咨詢。咨詢的結果是，她這種情況可能構成9級至少是10級傷殘。

　　我告訴李美娥，按照法律規定，人身損害賠償還包括誤工費、營養費、護理費等等。她的情況，如果評到10級傷殘，按照農村的標準，傷殘賠償金加上精神損害賠償，大概3萬多元。如評到9級，大概5萬多元。“簽了這個協議，就等于同意放棄這些錢，你以后也沒有機會再要了。”

　　旁邊的陳某幾次試圖打斷我的話，但我還是堅持盡可能詳細地將有關法律規定講了一遍。最后再問，“李美娥，我把相關的法律規定都講清了，你現在同意剛才的調解協議嗎？”

　　“法官，我不同意。”李美娥回答得很堅定，那原本渾濁的眼睛透著希望。

　　這個案子最終沒有調成。李美娥臨走前對我千恩萬謝。我心里百感交集，也許維權的路很坎坷，但我堅信法律會給她一個公道。

　　“法律不能使人人滿意，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身為法官，就應該是公平正義的化身，無論是調解過程，還是裁判結果，都要讓當事人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觸摸到法律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