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傳統體制的變更，民事法律關系越來越趨向于復雜化，多樣化，我國證據制度也逐漸完善，在審判中既提高了效率，又保證了辦案質量，并努力實現兩者的最佳結合，本文試從當事人對舉證責任的分擔，法官對證據的審查判斷幾方面入手，探索證據制度的相關效應。

 

一、對舉證責任分擔的效應。

 

舉證責任分擔，又堪稱舉證責任的核心，對舉證責任分擔的研究，可以說是經久不衰，要達到民事審判所追求的“訴訟效益與司法公正最佳結合”的目的，就必須革除舊的審判制度中存在的弊端，科學地安排當事人履行舉證責任，完善和規范各種必要的舉證制度。

 

（一）完善證據登記制度。訴訟的中心，是充分調動當事人舉證的積極性，促成訴訟法律關系主體及時正確的轉變為訴訟行為，完善證據登記就顯得尤為重要。

 

1、建立“證據收訖”  證據登記制度在當事人舉證時建立。立案后，法院在向當事人雙方發出舉證通知書、應訴通知書、起訴狀副本的同時，應當向當事人雙方發出舉證通知書，督促其舉證，并完善證據登記制度，由主審法官對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出具收據，注明證據名稱、收到時間、份數和頁數，以提高當事人對證據材料重要性的認識，強化當事人對法官的信任感，調動當事人舉證的積極性，增強案件審理的透明度。

 

2、建立“舉證索引”  鑒于當事人的文化素質，法律意識等不盡相同等因素，為實現對案件的公正審理，有必要對他們進行規范指導。在立案后，法院向雙方當事人發送《當事人舉證須知》的同時，還應制作當事人舉證索引，對案件具體分類，根據不同案件的特點，分別列出訴訟證據要點，引導了當事人正確舉證。

 

（二）完善舉證時效制度。在訴訟過程中，公正正義雖然是需要優先考慮的價值目標，但是，過分強調這一目標而完全忽略訴訟節約的要求，則是違背法律規范自身規律的，訴訟效益與訴訟公正是辯證統一的，實踐證明，沒有公正的效益不是真正的訴訟效益，沒有效益的公正也不是真正的訴訟公正，因此，完善了舉證時效制度，既促使當事人及時提供證據也能達到訴訟經濟的目的，達到科學發展的目的。

 

1、期限指定明確  實踐中，由于“指定期限”不明確給舉證操作帶來諸多不便，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根據案件的不同類型，證據的不同種類，收集證據的難易程度，科學地對舉證時效逐案作出明確規定，構筑了較為完善的舉證時效制度。

 

2、負擔敗訴危險  為保證舉證時效制度的有效實行，維護審判權威，為不及時履行舉證義務的當事人設定明確的法律后果，使其充分認識不及時舉證的“危險”，以強化當事人的舉證時效意識。

 

（1）審理中發現證據不足的處理？此時向“不足”方的當事人發出限期舉證通知書，告知補充證據的內容、期限及逾期不能補充舉證所要承擔的敗訴責任。

 

（2）判決生效后，當事人又提出新的證據的處理？根據不同情況作出不同處理。一是時間已超過兩年，則依據民訴法規定，用通知或裁定的形式予以駁回，以保障已生效的判決裁定實質性的效力；二是如時間尚未超過兩年，通過再審尚不能改變已生效的判決裁定，可告知當事人以新的證據另行起訴，以解決爭端。

 

（三）完善“援助弱者”制度  所謂“援助弱者”制度，就是對于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行使取證權的當事人，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的行為，從科學的態度充分充實了民事訴訟對公民權利的救濟。民訴法第64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收集。”對此，法律賦予人民法院負有調查收集證據的職責。一是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二是法院認為需要鑒定、勘驗的；三是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無法認定的；四是應當由法院收集的其他證據。這些規定，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制度，有力的援助了訴訟的弱者。

 

為便于在實踐中操作這一制度，充分發揮其作用，有必要對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范圍、人員、程序進行規范統一。

 

1、范圍  （1）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有關人員隱私的證據；（2）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相互矛盾，但又是認定案件事實所必須的證據；（3）應由法院鑒定、勘驗的實物、現場等。

 

2、人員  調查收集證據的實施人員可考慮在法院內設立專門調查取證機構，如書記官處、司法警察組織或一審一書承擔，但是，根據改革和廉政建設的需要，案件主審法官不宜承擔這一任務，確保了法院所取的證據在當事人心目中的真實性。

 

3、程序  除必須由法院依職權調取的證據外，應依當事人的申請而定，當事人應提交請求法院查證的申請書，闡明申請查證的事項，指明查證的線索，寫明不能自行取證的原因。

 

二、對判斷證據、認定事實的效應

 

我國證據制度具有社會主義特征，要求在訴訟中必須查明案件客觀事實，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主觀必須符合客觀。這要求法官在庭審中開拓新思維，探索新思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達到公平正義。

 

（一）追求“基本吻合”  所謂“基本吻合”，即法律與客觀事實的吻合。法律事實是指審判人員根據掌握的證據，依照法律的規定而認定的事實，又稱“證明事實”。客觀事實是指事物的客觀存在，又稱“實際事實”。依據證據標準查明案件客觀情況，應當是我國證據制度努力的目標。

 

由于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能力，不可避免的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對案件的審判常常會出現“兩個不一定”情形：即不一定凡是客觀真實的事實都能成為定案的事實；不一定凡是定案的事實都是客觀真實的事實。這樣就可能造成兩者不相吻合的結果，給庭審活動中“查明事實一堂清，責任是非一堂定，當庭裁決一堂準”留下不足。法官要追求基本吻合，應根據案件客觀事實的變化，確定法律事實的轉移。

 

（二）確立“高度同一”  在訴訟過程中，經濟主體將糾紛的解決視為交易關系的延續，當事人通過訴訟活動使自己正當利益盡快的最大程度的回歸，使之更好的投入市場領域，獲得效益，所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審判活動的首要目標。高度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訴訟效益與訴訟公正的有機結合，訴訟公正包括實體上的公正和程序上的公正，如一味追求實體公正即客觀事實，則導致訴訟時間無限延長。那樣，就會形成所謂“民事案件不怕多，最好的辦法就是拖”的后果，使雙方當事人為訴訟消耗過多的財力、物力和精力，其結果必將造成程序上的不公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高度同一性則起到了聯結兩者的“橋梁”作用。

 

（三）運用“自由心證”  所謂“自由心證”是指證據的取舍和證明力的大小，以及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均由法官根據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斷，形成確信的一種形為。這種提法一度時期是批判的題材，批判者認為，以主觀唯心主義為思想基礎，以“內心確信”為判斷的依據，違背了客觀規律，具有反科學性。但是，在大力推進審判方式改革的今天，在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新形勢下，傳統的觀念應予扭轉，自由心證不應再受到歧視，運用自由心證為審判工作服務，單憑法官的“良心”、“理性”是不夠的，它應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所適用，同時對法官的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法律規范  民訴法第71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陳述應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由此可見，自由心證在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上已找到了生存的土壤，體現了特有的價值。

 

2、法官素質  目前庭審方式中的“對抗制”或“辯論制”模式并存，由當事人當庭舉證、當庭質證、當庭辯論，法官主持庭審、聽述、聽證、聽辯，所扮演的是消極的角色，當言詞辯論終結時，法官就要表現積極作為，對當庭提供的一切證據通過認證，作出證明力的總結，這就要求法官“其心如砰”，這實際上是對運用自由心證提出的要求。何為合理運用自由心證？法官應做到一要公正，二要理智。所謂公正，即無論是哪一方提交的證據，無論是對哪一方有利的證據，都應給予相同的注意，而不能有任何偏見和陳見。所謂理智，即應具有一定的判斷能力與審判經驗，認證符合邏輯，判斷符合事理，含情、論理、說法相結合。實踐證明，完善審判方式，是各種素質的綜合反映，既要有良好的執法環境，全民的法制意識，更要有一個具備“健全的人格、公理的精神、豐富的知識、很強的判斷分析能力”的法官，只有這樣，才能駕駛庭審活動，達到審判的最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