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晚上8點多，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執行局副局長徐明突發腦溢血，送往醫院搶救，至今還處在昏迷中。出事的前一天，43歲的徐明剛從深圳執行完一起案件回寧。他已有近半個月沒有好好休息過。而在2012年，玄武法院的法官王輝，也累倒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再也沒有醒來……

　　法官，在你眼中，會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會是影視劇中那個穿著法袍的威嚴形象嗎？確實，許多法律人起初就是奔著這個形象而去的。但現實情況卻是，在繁重的審判任務和社會大環境的壓力之下，很多法官更像一個社區居委會大媽的角色。他們除了被本身巨大的工作量壓得喘不過氣來之外，還承擔了許多瑣碎的、原本不屬于法官該做的事情。而這些事情，正在逐漸稀釋法官應有的權威和尊榮。

　　近日，現代快報記者在南京玄武法院、鼓樓法院、秦淮法院等基層法院蹲點采訪近20天，跟隨法官一起工作，試圖體驗他們最真實的工作狀態。

　　突發

　　執行局副局長突發

　　腦溢血昏迷不醒

　　“救命”，是徐明在昏迷之前，最后說出的兩個字。

　　2014年1月1日晚上8點多，南京市公安局110接警中心突然接到電話，電話中，報警的男子只來得及說出“救命”兩個字。隨后，任憑接線員怎么呼叫，再也沒有回應。

　　這個報警電話來自南京市玄武區墨香山莊。110民警隨后趕到了這名男子的家，破門而入后，發現他倒在地上，手里緊握著一部手機，已經不省人事。他就是玄武區法院執行局副局長徐明，今年43歲。經醫生診斷，徐明病倒是因突發腦溢血所致。至今，徐明還在醫院搶救，仍然昏迷。

　　4年前，徐明從金湖縣法院調任南京玄武區法院執行局副局長，一家三口分居三處。執行工作非常忙，尤其是去年南京法院系統推出“執行110”后，分管案件指揮執行的他，每天24小時處于待命狀態。尤其是年底到了，他更是忙碌，已有近半個月沒好好休息。

　　“徐明是累壞的。”只有徐明的法官同事們，能夠體會到背后的累字。而在2012年11月，也是玄武法院，57歲的法官王輝累倒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再也沒有醒來。

　　生存狀態

　　1

　　案多人少的現實困境

　　李偉，1979年出生，玄武法院鎖金村法庭副庭長，從事審判工作有8年的時間。

　　近三年來，南京兩級法院審判人員增幅2.42%。但是，同期南京地區兩級法院受案數量增幅達11.46%

　　一個基層法官的一周

　　法官該有多累？他們的工作狀態是怎樣的？近日，現代快報記者跟隨玄武法院鎖金村法庭副庭長李偉，貼身“工作”了一個星期，真切感受到了一名基層法官的工作狀態。

　　周四 開庭日 出宣傳畫報 寫文書

　　9：00~10：30

　　這天是李偉的“開庭日”。鎖金村法庭一共有6個審判員，只有兩個法庭。李偉和另外一名法官合用一個法庭，周二和周四輪到李偉使用這個法庭。

　　上午9點準時開庭。身穿法袍的李偉落座。這是一起夫妻矛盾引發的銀行借貸案件。庭審進行了一個半小時。李偉并沒有當庭宣判，而是組織雙方進行了調解。但是，當庭沒有調解成功。

　　10:30~12:00

　　剛脫下法袍，李偉還沒在辦公室坐穩，桌上的電話就響了。是一個案件當事人打過來咨詢情況的。

　　“每天都會被這樣的電話包圍。”李偉說，一個案件至少有兩個當事方，幾乎每一方都會打電話來詢問情況。他一年要處理300件左右的案件，至少要接觸600多個當事人。辦公室的電話就是熱線。

　　距離中午下班還有一點時間。李偉打開電腦，他要制作一份《鎖法月報》。這是鎖金村法庭搞的普法小報，這個月輪到李偉做編輯。

　　下午

　　中午吃完飯，李偉一般都要伏案休息半個小時。而中午剩下的時間，大部分用來寫文書。

　　“一有空就要寫文書，幾乎永遠也寫不完。”李偉說。每一個案件，無論是宣判，或者調解，都要有文書出來。每年審理兩三百起案件，文字量就要在百萬字左右。

　　下午原本有庭審。但案件的被告因有事，來不了。突然多出了半天時間，李偉正好用來寫文書。

　　周五 調證據

　　這天李偉的工作主要在院外。因為有一些證據需要他調取。

　　上午，李偉跑到建鄴法院，找到一起合同糾紛案件的承辦法官，調閱了所有卷宗。下午，李偉去了位于河西的南京行政服務中心，向工商局調取一家商貿公司的注冊資料。之后，他又開始寫文書。

　　周六 加班 調解

　　對于李偉和他的同事們來說，周六上班已經成了常態。

　　上午，鎖金村法庭要召開案件研討會。誰的手里有相對復雜疑難的案子，都可以拿到會議上討論。李偉說，這種交流方式，既能給自己手里的案件厘清審判思路，又能向同事學到不少東西。參會的一共有5名法官，會議一直持續到近12點。李偉拿到會議上討論的，是一起確認合同無效的糾紛。

　　下午，李偉在辦公室寫文書，同時接待案件當事人。這天下午，李偉成功調解了一起案件。

　　周日 休息

　　這是陪女兒的時間。忙碌了一個星期之后，李偉最大的奢望，就是安安靜靜地陪女兒。

　　李偉的女兒快滿兩周歲了。

　　“她特別黏我。”讓李偉愧疚的是，女兒快兩歲了，他卻沒帶她出過遠門。“我一個星期，也就休息一天，跑不遠。”李偉希望將來每個星期都能有個雙休，然后好好地陪女兒，陪家人。但是，這個星期天，李偉卻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他還有許多積壓的法律文書沒有寫完。

　　周一 外出保全

　　上午，鎖金村法庭開會。會后，李偉開始了一天的重點工作：要為兩起經濟糾紛案件保全房產。

　　李偉根據原被告雙方陳述的事實，各寫了兩份《民事裁定書》和兩份《協助執行通知書》，并向法院申請加蓋公章。裁定書是同意原告的申請，對被告的房產進行查封保全。《協助執行通知書》要交給南京市產權市場處，請他們協助執行。

　　寫完這四份文書，已經是中午。

　　下午，李偉拿著這幾份文書，先來到房產交易中心的檔案館，對被告人的房產情況進行調檔查閱。之后，李偉又來到房產交易大廳。這里有一個專門的司法窗口，負責辦理查封保全等工作。李偉排了近一個小時的隊才輪到他。雖然有了這兩份法律文書，但根據規定，還要填很多的表格。等這些房產全都查封完畢，已經近5點了。

　　周二 開庭日

　　又是開庭日。上午，審理的是一起合同糾紛案件。庭審的兩個小時內，李偉調解了5次，但都沒有成功。下午，也是開庭。審理的又是一起合同糾紛案件。庭審一直持續到下午的5點多。

　　周三 學習 開會 寫文書

　　這天，李偉的一個案子，要上法院的審委會討論。李偉提前準備好了匯報材料，匯報結束后，參加的審委會領導要對案件進行表態和投票，最終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來決定案件審判的走向。

　　下午，鎖金村法庭有一個業務研討會。這一次，邀請的是一個法學院的教授，來談民法上的一些問題。對于這樣的業務學習，李偉一般都會到場。“法律太博大精深，不學習會被淘汰。”

　　周四 開庭日

　　今天，又是李偉的開庭日。上下午各安排了一個案件開庭。

　　……

　　審一個案件

　　約需要21.9小時

　　2012年辦了300多個案件，2013年，又接手了300多個案件。如此多的案件壓過來，讓李偉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李偉是南京基層法院法官的縮影。案多人少，已經成了南京基層法院一個主要難題。

　　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院長周迅也深有同感，他說，“我們玄武法院從事一線審判工作的，只有50個人，而每年的案件都在1萬件以上。”其中4名法官，在手的案件已經超過了140件。

　　“辦一個案件，并不僅僅是開庭這么簡單，要耗去法官庭外的大量時間。”周迅曾經專門做過調研，法官接手一個案件，如果最終以判決結案，大約需要21.9個小時。時間分配如下：保全3.3小時、調查3.6小時、鑒定和評估1.9小時、開庭前閱卷0.5小時、開庭3.9小時、調解1.2小時、庭審結束后雙方談話1.5小時、制作判決文書6小時。

　　時間耗得最多的是在判決文書上。有些事必須要在辦公場所做、上班時間做，比如調解、開庭、保全等，但判決文書的制作，卻可以在其他時間，在家中。因此，許多法官只能擠占自己的私人時間，來完成自己的審判工作。節假日加班便成了常事，夜里加班也成了常事。

　　鼓樓法院的胡騰云法官告訴現代快報記者，這個剛過去的元旦節，她哪里也沒去，在家里寫了幾份判決文書。

　　案多人少的困境

　　每年的受案數在上升，但審判人員的數量卻并不增加，這樣的困境，讓周迅很無奈。

　　玄武法院給現代快報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是該院法官的人均辦案數量，2009年人均151.21件，2010年173.45件，2011年253.29件，2012年187.29件，2013年1-10月份，人均138.29件。 玄武法院的人均辦案數，在全市法院中，都在第三、第四名的樣子。

　　“案件數量基本是在呈上升態勢。”周迅說，尤其是2013年，案件數量特別多。這跟大的經濟環境有關，一旦經濟環境有波動，各種經濟糾紛案件就紛至沓來。

　　案件數量在上升，但審判人員卻沒有上升的。2012年玄武法院面向全國，遴選了12名法官，但也是補充了辭職或者退休的名額，一線審判人員并沒有增多。

　　南京地區兩級法院都面臨案多人少的困境。據現代快報記者了解，近三年來，南京兩級法院審判人員增加26人，增幅達2.42%。但是，同期南京地區兩級法院受案數量增長了12618件，增幅達11.46%。

　　一年承擔多少案件

　　才合適

　　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案件數量增多，已經是個無法回避的現實。那么，一個法官，工作量的多與少，到底該如何衡量？到底承擔多少案件，才是合適的？

　　南京玄武法院院長周迅也專門做過測算。測算的結果是，年辦案數量在138件至214件，是最合適的。“低于138件，法官的工作可能太過清閑，而如果超過了214件，也并不合適。”而這還是理論測算的狀態，包含了一些能夠調解和撤訴的案件比例。現實情況是，現代快報記者采訪了20多名基層法官，大部分法官都認為，辦案數超過150件，就很難應付了。目前，玄武法院人均的辦案數量確實在這個區間內，但有部分法官卻已經超過了上限，如李偉，年辦案數量都超過了300件。而大部分的法官，都處在超負荷狀態。

　　“審判案件，和做其他事情不一樣，不是干得越多越好。”周迅說，辦案質量依賴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對案情的充分了解；二是對相關法律問題的充分討論；三是對法律文書的反復推敲。“這三項工作都需要精力和時間來完成，超負荷的工作量，使我們的法官很難在每一個案件的辦理中都達到這些要求，辦案的質量也就難以保證。”周迅說。在數量與質量之間，如果無法取得平衡點，辦案質量勢必會打折扣。

　　生存狀態

　　2

　　尊榮感在漸漸消弭

　　常常被跟蹤、謾罵、攻擊、侮辱甚至毆打

　　審判任務繁重，對于法官來說，相對還能接受。但是，法官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他原有的尊榮感，卻在現實中漸漸消弭。誰剝奪了法官應有的榮譽和光環？

　　失去了從業之初的神圣感

　　“我現在就經常建議師弟師妹，不要去法院。”面對記者的采訪，丁冬冬直言不諱。丁冬冬是玄武法院少年家事法庭的法官，從業4年。這4年間，丁冬冬發現，現實與她當初的理想越來越遠。

　　從業6年的劉娟也有這樣的感受。劉娟是秦淮法院刑二庭的助理審判員。這個南京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曾經以法官這個職業為榮，“面臨就業的時候，我覺得對于法律人來說，法官是個最好的歸宿。可以通過法律來解決社會矛盾、實現公平正義、堅守社會道德與良知的最后底線。”但現在，劉娟卻沒有了那種神圣感。甚至感覺到了某種自卑。

　　“我們的尊榮感在哪里”

　　在采訪中，丁冬冬、劉娟等這些剛履職不久的法官，也對現代快報記者說過累或者收入少，但更讓他們感到困惑的是法官這個職業并不是他們想象中的樣子。

　　法官到底應該是什么樣子？是一個怎樣的職業定位？怎樣的職業形象？“威權法官”，在現代快報記者采訪的十多名法官中，這個定位多次被提及。在許多基層法官看來，坐堂問案、與社會保持恰當的距離，是威權法官的應有之義。

　　但現實情況是，基層法官毫無權威可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弱勢群體。“我們常常被跟蹤、謾罵、攻擊、侮辱甚至毆打……”一些法官說。

　　劉芬（化名）就是在被威脅之后，選擇了離開。她判了一起案件之后，當事人多次上訴上訪無果。這個當事人便采取跟蹤、威脅等方式來報復。一次，劉芬發現自己的車上，被人用刀刻了一行字：“我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學！”

　　“那一刻，我感覺到特別恐慌和絕望。”劉芬選擇了報警，警察發現刻字的就是這個當事人，但最終的處理結果，僅僅是賠了錢了事。后來，劉芬選擇了離職。

　　在現代快報記者接觸的這些基層法官中，幾乎每一個都曾遭受到當事人語言上的威脅、恐嚇，有的甚至遭到了毆打。南京中院曾經公布過一組數據，2010年，市法院安檢時，檢出當事人攜帶刀具多達766把，法警處理毆打法官、圍堵法院大門等突發事件41起，使得法官人身安全處于未知的威脅之中，法官毫無權威感可言。

　　生存狀態

　　3

　　身心遭雙重壓力

　　健康的法官僅有15人，占體檢總人數的3.33%；參與調查的法官百分之百存在心理壓力

　　面對越來越大的職業風險和工作壓力，法官身體患有各類疾病，長期心理壓力大、焦慮已經成了全市法院系統普遍存在的問題。

　　2013年，南京法官在職人員451人參加了健康體檢，體檢結果不容樂觀。其中，被確定為健康的僅有15人，占體檢總人數的3.33%，基本健康的41人，占9.09%；亞健康的有102人，占22.62%；因各類疾病需定期復查的為293人，占64.97%。

　　相比身體健康問題，法官心理健康問題更加堪憂。在200名被調查對象中，百分之百的法官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壓力問題，36.7%的法官存在機械麻木的心理，認為“工作就是一種機械習慣”、“僅僅是一種謀生的手段”；40%的法官存在著倦怠逃避心理，“不想再分到新案子了”、“不再想了，案子辦一件算一件”；60%的法官存在緊張焦躁的心理，“害怕當事人過來鬧事”，“面對當事人的無理取鬧，情緒很容易激動”；93.3%的法官存在擔憂焦慮心理，“判決時惴惴不安，就怕案子被改判或者發回”，“即使案子結了很久了，也怕案子會突然出個什么問題”；幾乎所有的法官都認為“工作繁忙”、壓力大，工作中時常出現緊張感、“經常感到身體不適，又說不出哪里有毛病”。

　　生存狀態

　　4

　　收入低、上升的空間小

　　收入與工作量不匹配

　　玄武法院的李偉，現在每個月的收入是5000多元，而他的一些同班同學，選擇做律師的，現在年收入上百萬的也大有人在。

　　“同學聚會，現在基本上我是缺席的。”秦淮法院刑二庭的助理審判員劉娟說。玄武法院的丁冬冬也是如此，她也畢業于南大法學院。當初班里有30個學生，8個選擇了法官職業。“我看那些從事其他職業的同學，動不動就出去旅游，一年要出去兩三次。而我不加班就很興奮了。”

　　現代快報記者采訪期間遇到的法官，幾乎都在抱怨收入問題，“跟我們的工作量不匹配。”一些法官說，案件審得多跟收入沒多大關聯，這很難調動法官的積極性。

　　在收入之外，另一個讓法官耿耿于懷的是，上升的空間沒有在黨政機關工作來得大。“我都快退休了，行政級別還是正科級。”一位基層法官向現代快報記者抱怨，而和他一同退伍的一名戰友，分到了政府機關，現在已經是正處級了。

　　“我們做法官，就一直在法院這個圈子里，晉升的空間太小了。”這位法官說，而他的這個戰友，在多個部門就職，晉升機會當然要大得多。

　　生存狀態

　　5

　　審判標準模糊

　　調解結案的指標，讓法官異化成了說客

　　在這些基層法官看來，法官權威的消弭，也跟目前法官的考核機制有關。原本純粹的法官這一角色，衡量他的應該只有法律。但現實中，法律僅是衡量的一部分。

　　“做法官越久，我就越困惑。我審判案件的時候，到底以什么做標準。”已做了20多年的法官的秦淮法院的法官陶寧感嘆。

　　在一些法官看來，現在有些考核不盡科學。“就拿息訴服判這個考核指標來說，就有失公允。”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向現代快報記者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現在上級部門要求社會穩定，息訴服判成了一項很重要的考核指標，要讓當事人不要再上訴、上訪、服判。有些法官為了達到這個要求，對吵得兇的，有上訴、上訪可能的當事人，可能會一味求全，判決時，可能會傾向于他，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另一方當事人的權益。

　　還有調解率，要求法官盡量以調解結案，少判決，一度把調解結案的指標上升到70%甚至80%。于是，法官就異化成了說客，成了和稀泥的角色。

　　“對法官的考核，應當遵守審判規律，不能簡單地套用行政化手段。”玄武法院院長周迅一直記得這樣一個細節：玄武法院曾經是香港法律專業大學的實習基地，有一次，一個曾經實習過的學生到南京來辦事，周迅接待他，問他：“在你眼中，內地的法官是個什么形象？”這位香港學生回答說：“社工。”周迅聽完呵呵一笑，心情卻很沉重，“確實，現在要求法官聯系群眾，做調解工作，跟一個居委會大媽也沒什么兩樣。”

　　當法官不以法律為唯一準繩的時候，權威感自然會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