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法治建設為主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突破口。這一重點改革如何破題?有何難點熱點?當前司法改革如何破除“地方化”“行政化”,回歸司法規律,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司法人員管理制度?記者就此采訪了專家、司法界人士和基層民眾。

　　邁過“地方化”“行政化”兩道坎

　　“改革要讓法院更像法院,讓法官更像法官”“地方化、行政化,是必須邁過的兩道坎”……談起司法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從最基層的司法人員到大法官、大檢察官,從律師到專家學者,大家都指向“回歸司法規律,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司法人員管理制度”這一“牛鼻子”。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司法體制帶有較強的行政色彩,長期以來將法官、檢察官等同于一般公務員管理,沒有體現其自身規律和職業特點。同時,司法責任制不明,“審者不判,判者不審”,造成司法責任分散、模糊,權責利不統一。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國家設在地方的法院,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不是'地方的法院'。”司法界人士表示,長期以來,我國司法人員和地方法院、檢察院經費按行政區域實行分級管理、分級負擔的體制,存在司法權地方化傾向。

　　社科院法學所所長李林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改革舉措,對于確保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具有深遠意義。

　　在全國首批試點地區上海,司法體制改革已經“在路上”。實行法官、檢察官“員額制”,法官、檢察官單獨職務序列管理,推行主審法官、主任檢察官辦案責任制,全市法官、檢察官“統一提名、分級任免”……上海的試點方案劍指司法體制的難點與熱點。“改革厘清了審判管理權和審判權的邊界,院庭長可以參加合議庭審案子,也可以按照規定啟動審判長聯席會議、專業法官會議討論案件,發表的意見要有記錄,合議庭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上海二中院金融審判庭副庭長竺常赟說,改革以后合議庭的權力和責任更大,反過來倒逼合議庭要非常慎重地審判。

　　“改革必將讓法官、檢察官職業受到大家尊重和向往,我對此有信心。”重慶四中院院長孫海龍說,從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司法責任制到省以下司法人員統管等試點工作,改革的“頂層設計”和路徑很清晰,改革效果值得期待。

　　司法公開倒逼司法公正

　　“司法公開像根扁擔,一頭挑起司法公信,一頭挑起司法公正”。廣州中級人民法院大廳展板上的這句話,形象地表達出司法公開的意義。今年9月,廣州兩級法院13名正副院長重回審判席,親自上庭審案,而且全都進行網絡直播。廣州中院院長劉年夫說:“司法公開目前是社會認識一致、改革阻力小、實踐效果好,倒逼司法公正的重要突破口。”

　　“司法公開是司法自信的表現,是司法公信的保障。”重慶市高院院長錢鋒認為,近年來,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臺建設,都取得扎實成效。通過審判流程公開平臺,當事人可以獲知立案日期、合議庭組成人員、承辦法官、送達、管轄權處理、財產保全和先予執行等情況;通過裁判文書公開平臺,可以看到依法可以公開的裁判文書;通過執行信息公開平臺,當事人可以獲取執行立案信息、執行人員信息、執行程序變更信息、執行措施信息、執行財產處置信息等。

　　互聯網科技與市場手段使司法公開更加透明、便捷與高效。浙江、江蘇、河南等省借助網絡交易平臺,以電子競價方式依法處置訴訟財產;重慶引入第三方平臺實現司法拍賣分權制衡,全市司法拍賣全部進入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實行電子競價方式拍賣,比較好地防止了司法拍賣暗箱操作、內幕交易、低價賤賣等問題。

　　“從'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要求看,司法公開仍有較大空間。”上海市君悅律師事務所主任劉正東認為,可進一步增強裁判文書的說理性,注重裁判過程的公開;其次強化庭審公開,讓公正眼見為實。在推進重大案件庭審直播的同時,下一步改革應把完善公眾旁聽作為庭審公開的重點。

　　群眾有序參與提升司法公信

　　“歷史經驗證明,改革若離開了人民群眾參與,沒有民眾的支持,就難以成功。”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拓寬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渠道”,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方式。

　　王傳清是中石油西南油氣田分公司的職工,自2010年擔任重慶市一中院人民陪審員以來,平均每年參與案件100多件。談起直接參與司法審判的感受,他深有感觸地說:“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把社會公正標準帶入個案審判中,與精通法律的專業法官思維互補,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參與司法和監督司法,讓我體會到了作為一名人民陪審員的分量!”

　　為進一步增強陪審員的廣泛性和代表性,讓更多的普通群眾參與司法。最高法院去年提出了陪審員數量翻一番的“倍增計劃”,力爭將全國法院人民陪審員數量增至20萬左右。截至去年底,河南省在原有人民陪審員7058名的基礎上,新增補人民陪審員8258名,達到基層法院法官的2.38倍,率先實現最高法院的“倍增計劃”。增選人員涵蓋工人、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基層民調人員、中小學教師、退伍軍人、退休人員等群體,使人民陪審員更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結構更趨合理。

　　“司法公信力本質上表現為司法與社會間的互動關系,最終檢驗的標準在于群眾的感受。在推動司法隊伍專業化、職業化的同時,破除'司法神秘主義'心態,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了解司法和監督司法,必將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張立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