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患精神病，丈夫先后多次提起過離婚訴訟，但都沒被判離。不過，丈夫是“屢敗屢戰”，堅持打了四次官司，最后一次，經過法官努力調解，終于還是讓他們離婚了。這起案件中，作為精神病人的妻子沒有民事行為能力，其配偶也就是丈夫就是監護人，如果丈夫提出離婚，作為精神病人的妻子的權利誰來主張、保護？

 

  妻子有精神病，丈夫四次起訴離婚

 

  2007年11月，33歲的周洋（化名）經人介紹，結識了24歲的孫虹（化名），三個月后，兩人登記結婚。不過，2008年9月，這對夫妻就打起離婚官司。

 

  周洋稱，結婚半年后他就發現孫虹的行為異常，還開始服用一些不明藥物，在他的追問下，對方才承認自打2002年起，就被確診患有精神疾病。

 

  周洋曾帶她到南京的大醫院治療，醫生明確告訴他，孫虹需要長期服藥才能穩定病情，“不久，她的精神病突然發作，我感覺無法共同生活，所以起訴到法院要求離婚。”

 

  但周洋的這番話卻讓孫虹的家人非常氣憤，表示，孫虹婚前確實患過精神病，但結婚的時候已經治愈，而且在婚前她也告知過周洋，所以不同意離婚。

 

  “我們法庭好幾個法官都處理過這起案件。”六合區法院城東法庭庭長俞曉飛告訴記者，2008年9月，周洋第一次提起離婚訴訟，但最后以撤訴告終。之后，他分別于2009年6月、2010年1月提起離婚訴訟，但都被法院判決不準離婚。

 

  2010年11月，周洋第四次提出離婚，這起案件的主審法官就是俞曉飛。

 

  雙方經調解了結婚姻

 

  “雙方矛盾焦點在于，男方認為女方婚前隱瞞了精神病史。而女方卻說婚前告知過，治愈后才結婚的，平時不能受刺激。”俞曉飛說，“孫虹的姐姐曾說過，她妹妹長得特別漂亮，要不是因為有過精神病史，壓根不會嫁給比妹妹大近十歲的周洋。”

 

  為處理好這起棘手的離婚案，俞曉飛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的基準點，就是不能把一個精神病人推向社會。”他說，孫虹的姐姐早已出嫁，其父親去世多年，母親也50多歲了，家庭條件非常困難，無論從精力上、物質上來說，她的母親根本沒法照顧這個患有精神病的女兒。

 

  法官們知道，如果處理不好，病人和她的家庭很可能會成為不穩定因素，“從人道主義角度來說，病人應該得到治療，夫妻之間更有相互扶持的義務，前面判決不準離，也是出于這樣的考慮。”

 

  在第四次離婚訴訟時，經法院主持調解，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一，原告周洋與被告孫虹自愿離婚；二，原告周洋自愿支付給被告孫虹共同財產分割以及扶助費4.8萬元；三，雙方自此無涉。

 

  法官：怎么判真的很難

 

  “類似案件中，很多當事人都表示不能理解，我們法官也比較困惑。”俞曉飛說，根據《婚姻法》，判決離婚的標準是夫妻雙方的感情是否破裂。“這種案件中，不少夫妻確是感情已經破裂，沒法修復了，只有法律上的維系，可又有什么意義？而我們又不能輕易將精神病人推向社會。但法院不判離婚，在很多人看來，對正常的一方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俞曉飛介紹，還有一起案件，當事人四次提起訴訟，要求和精神病配偶離婚，但都被駁回。精神病患者本人及近親屬要么以“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傳統理念來壓制對方，要么以生活困難等原因要求對方承擔無限的責任，堅決不同意離婚。而另一方通常以因治療已花費很多積蓄為由，堅決拒絕承擔經濟幫助，這就讓法院處理起來難度加大。

 

  俞曉飛認為，法官只能是采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量。涉及到精神病人的案件，不光是離婚案，法官們都會綜合考量、仔細分析。“首先，精神病人是否會對健康人的權利造成危害；另一方面，精神病人是否會對社會以及不特定人的權利造成危害。”俞曉飛說，通過利益衡量，他們最終拿出“取其輕”的處理方式，每次都是先征求雙方意見希望調解，實在不行再判決。

 

  精神病患者民事訴權誰來保證？

 

  在俞曉飛看來，保證精神病人在民事活動中的訴權相當重要，而這牽涉到病人的民事行為能力，以及他們的監護權歸屬問題。

 

  “精神病并不是隨便說了算的，必須由其家屬申請，通過非訴訟程序確定其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才能由其監護人代理行使相關權利。”俞曉飛說，可現實操作中，很多家屬并沒有意識做這個申請，所以有時候，法院就要求精神病人的家屬做民事委托代理，而不是法定代理人。

 

  談到法定代理人，精神病人的監護人首先是配偶，其次是父母、子女、其他近親屬等。在精神病人離婚案件中卻又相當特殊：“如果法定代理人是配偶，但如果對方是起訴離婚的原告，這就出現了矛盾：既是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又是案件中與精神病人對立的當事人。雖然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但法官們通常是暫時剝奪配偶的法定監護權和代理權，再為精神病人指定其父母，或其他有監護資格的人為監護人和代理人。”俞曉飛說。

 

  誰來幫精神病人維權？

 

  而其實這樣的情況并不只是在離婚案中出現，不少與精神病人相關的民事案件中，監護人身份尷尬依然是很難解決的問題。

 

  近日，鼓樓區法律援助中心的單艷律師正在處理一起讓她頭疼的案件。當事人叫吳娟（化名），今年35歲，2008年與前夫離異，自己做服裝生意。2009年底，吳娟結識了新男友，對方假裝跟她談戀愛，實際為騙財騙色。

 

  很快，騙子男友在將吳娟辛苦賺來的3萬多元搞到手后，便銷聲匿跡。從去年初起，吳娟便行為反常，脾氣暴躁，說話顛三倒四。經權威機構司法鑒定，吳娟的癥狀為癔癥，屬于精神病的一種，鑒定結果顯示，吳娟被人騙財騙色是其精神病的誘發因素。

 

  “她的親屬只有母親和哥哥吳軍（化名）。”單艷律師說，但吳軍并沒有通過法定程序確定妹妹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他的監護人身份并沒有得到法律認可。

 

  “即便他獲得了法律上的監護人身份，問題也很大。”單艷說，吳軍是刑事案件中的唯一證人，他又需要作為妹妹的監護人出庭，這就出現了矛盾。“他不能作為代理人出庭，因為法律是不允許證人旁聽。”

 

  因此，吳軍并未被允許上庭，他也很茫然，不知道這場沒有代理人出席的訴訟會有怎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