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要我公開”到“我要公開”
作者：寧 杰 慈延年 楊梅 發布時間：2010-12-03 瀏覽次數：1031
編者按
近年來，各地法院不斷加大公開力度，努力推進陽光司法，各種司法公開措施紛紛出臺。但如何將這些措施真正落到實處，是人民法院必須面對并解決的問題。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推進司法公開過程中，一切從實效出發，從開始時的強力推進到相應機制配套成龍，法官從“要我公開”到“我要公開”，司法公開的力度不斷加大，范圍不斷拓展，效果逐步顯現，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推進司法公開的“徐州模式”。其做法，其經驗，對于人民法院的司法公開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要是不公開，反而不習慣——
今年10月底，記者帶著疑問走進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徐州中院的司法公開工作聲名遠播。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曾轉發過該院的做法和經驗。近年來，徐州中院的司法公開范圍一步步拓寬，措施更細，影響力逐步擴大。今年9月，該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評為全國司法公開示范法院之一。
就在當月，中國法院網統計，徐州法院網的月點擊量在全國地方法院網中排名首位。作為司法公開的重要陣地，徐州法院網的日均點擊量達3.６萬人次。
徐州法院的司法公開，讓當地媒體都覺得很“給力”。
徐州日報社記者陳新穎說：“到徐州任何一家法院采訪，都非常容易和方便。凡是公開審理的案件，只要提出采訪要求，法院都非常配合。徐州媒體的很多欄目，因為對法院案件的深入報道，已成為深受群眾歡迎的品牌欄目。”
楊孝華，一位執業十多年的律師，以前要是有執行的案子，三天兩頭就會被當事人催著去找法官問情況，現在他很輕松地告訴記者：“法官每個月都主動告訴當事人執行進度，不用我跑了。”
從外部效應看，徐州法院的司法公開確實名不虛傳。不過，對于親力踐行公開的法官而言，其內部效應究竟如何？而這是直接關系到外部效應的可持續性的。
越公開，法官面臨的壓力也就越大。向社會公布法官個人基本信息，開庭時人大代表旁聽“挑刺”，執行法官每月告訴當事人自己做了哪些事……法官的辦案壓力本來就不小，再給他們念這些“緊箍咒”，會不會讓法官產生消極抵觸心理，從而使措施漸漸流于形式，成為花架子？
李徐州，徐州中院辦公室主任，負責組織安排人大代表旁聽案件工作。他告訴記者，一開始，法官們確實“怕”代表來旁聽，現在卻經常主動找他——“什么時候給我安排代表旁聽啊？”
單云娟，徐州中院立案庭副庭長。她說，現在已經習慣于“打開天窗”辦案，如果別人有疑問，她反而會奇怪——“這為什么不公開？”
到底是什么使公開成為徐州法官們自覺的行動？
徐州中院院長李后龍沒有直接告訴記者答案，而是從如何組織“千名代表聽百案”的活動說起。
一小步成就一大步——
律師小聲說：“庭下來了許多記者和人大代表。”
安永紅沒好氣地大聲回應：“人越多越好，就要將案子公布于眾！”
此時，五名人大代表坐在庭下，和安永紅一樣，正等待著法官進入法庭……
這是記者在和人大代表一起親歷“千名代表聽百案”活動。
近年來，徐州法院每年組織開展人大代表旁聽案件庭審，主動接受監督，反響很大，各方都給予好評。不過，代表們平時有自己的工作，隨著活動的持續開展，邀請代表難，成為一度遇到的問題。怎樣提高代表的參與積極性？徐州中院通過“借力”，解決了這一問題。
2008年3月，徐州市人大出臺規定，把旁聽庭審明確為代表履職的形式之一，是否參與旁聽、旁聽次數，都成為人大衡量代表履職行為的重要依據。這一下，代表旁聽案件有了制度上的要求和激勵，參與的積極性有了保障，“千名代表聽百案”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
2008年以來，在徐州的661位全國、省、市人大代表中，已有522人共7092人次旁聽了616件案件庭審。也就是說，平均每人參與旁聽13次以上。人大代表共提出意見、建議912條，被法院采納或參考借鑒766條，占84％。
徐州市人大常委會內司委主任、市人大代表張新茹說，徐州中院創新機制，組織開展“千名代表聽百案”活動，人大代表對法院工作的滿意度和全市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大幅提升。
“創新機制”，至關重要。一個小小的規定，使代表們的參與積極性得到了保障，避免了法院搞司法公開“一頭熱”。
代表的積極性有了保障，那法官這一頭呢？
徐州法院每年組織評比“十佳庭審”，參評的首先一條就是要有人大代表參與旁聽。
不僅規定司法公開的舉措，而且想得更深一些、更實際一些，針對參與司法公開活動中的“人”，制定相應激勵和約束機制——徐州中院在推進司法公開工作中，往前邁出了一小步。
這一小步，成就了司法公開的一大步。
強力推進之后——
裁判文書必須上網，不上網，案件就不能報結；
執行法官履行告知職責，必須有當事人書面簽字認可，告知書存入卷宗；
結案后，紀檢部門有專人電話聯系當事人，了解包括執行司法公開規定在內的辦案情況；
審務工作在網上的公開情況，納入崗位目標考核內容，每季度通報；
……
徐州中院邁出的這“一小步”，內容豐富，力度很大。用民二庭庭長劉慎輝的話說：“確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這正是李后龍的思路——開始時要“強力推進”。
強力推進是“解題”的第一步，就像是多米諾骨牌被推倒的第一張。
今年6月，徐州中院審理了一起在當地很有影響的故意殺人案。幾名學生因瑣事發生爭執，其中史某遭到毆打后，揮刀相向，致兩人死亡，后來投案。被害人家屬情緒激烈，向法院施壓，堅決要求判處史某死刑。
徐州中院公開審理此案，并召開民意聽證會，來自社會各界的20名人大代表和群眾發表了各自看法。在依據法律并充分吸納群眾意見的基礎上，法院判處史某死緩。由于審理公開、民主，一審判決后，各方服判，原來堅決要求“殺人償命”的被害人家屬也平息下來。
“要在以前，這多半要引起上訪、鬧訪，會讓法院很頭疼。”負責處理信訪工作的單云娟說。
通過司法公開，達到服判息訴效果，這樣的事例在徐州中院不勝枚舉。
一位法官告訴記者，他在審理一起贍養糾紛案時，對不想履行贍養義務的原告說：“贍養父母是子女應盡的義務。這個案子將到你們村公開開庭，到時候可以把你們的兒女都喊來聽聽。”第二天，原告撤訴了，因為不想“丟人”。
話說在明處，道理擺在明處，公開，讓法官們審案更加理直氣壯。
徐州中院執行局的法官叢慶深有感觸：“以前，當事人不了解情況，往往產生猜疑，現在和他們說得明明白白，他們少了猜疑，對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比較合理，執行工作更好開展了。”
公開，給法院工作帶來的益處很明顯：徐州法院的民事調解率連續多年在全省名列前茅，涉訴信訪量持續下降。2008年以來，全市法院審判質效指標持續優化，向上級法院投訴率、申訴申請再審率等重要指標變化尤為明顯，2009年徐州中院這兩項指標同比分別下降4.37和1.42個百分點，今年1至10月同比又分別下降0.47和2.83個百分點。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涉訴進京訪和赴省訪數量同比分別下降47.3%和40.7%。并且，近年來只要有人大代表旁聽的案件，還沒有一件發生信訪或上訪。
“司法公開，好處遠遠大于麻煩。”徐州中院行政庭的法官任禮光誠懇地告訴記者。
從“要我公開”到“我要公開”——
采訪中，不止一位法官向記者表達了同一種觀點：公開，促使自己考慮問題更細更全面，內心也更加自信，如今很愿意通過審判公開把自己的優秀一面展示出來。
經過“強力推進”，一方面，法官嘗到了公開的甜頭，主觀上想要公開，另一方面，法官能力素質提高，客觀上能夠適應公開。李后龍開始時的預期，如今成為記者親眼見到的現實。
徐州中院的司法公開工作，像一架機器，一旦克服了啟動時的阻力，便高效順暢運轉起來。
從立案、庭審，到聽證、鑒定、執行，徐州中院的司法公開走向全面化。
法官與辦案有關的個人基本信息向社會公開；當事人持立案時給的案號和密碼可以隨時上網查辦案進度；裁判文書全部上網；計算機隨機公開選擇司法鑒定機構；執行環節“四告知”，定期告訴申請執行人執行進度；減刑假釋公開聽證；法院工作重大事項向社會通報……
不是孔雀開屏，只展示光彩一面，而是全方位打開大門。
“司法公開，不僅僅是接受監督的問題，更主要的是要讓人民群眾實現他們的應有權利。”李后龍這樣認識司法公開。
為了讓人民群眾實現權利更方便，在司法公開的途徑、手段上，徐州中院動足了腦筋。
在李后龍的工作手機上，記者看到很多群眾反映情況的信息，有些話還很不客氣。徐州兩級法院院長的手機號碼、郵箱和執行局長手機號碼及信訪投訴電話號碼都向社會公開，任何人可以隨時反映情況。徐州中院副院長曹建平說，群眾如果通過寄信表達意見，從寄出到被批閱，至少需要一周時間，這樣就可能失去妥善化解矛盾的時機，而發短信，可以即時收到，及時處理。
“時代在發展，司法公開的手段必須與時俱進。”曹建平說。
報紙、電視、網絡、手機，都是徐州中院司法公開的有效載體。打開周日的當地晚報，或者上徐州法院網，就可以很方便地知道下周法院的開庭信息。
2009年6月，徐州中院出臺《關于全面推進審務工作網上公開的實施意見》，明確規定將10個方面的工作在網上向社會公開。“網絡給司法公開提供了很大空間”，李后龍說，下一步，他們要在通過網絡推進司法公開上做文章。
公開范圍全方位，不留盲點，立足于實現人民群眾的應有權利；公開手段多樣化，與時俱進，讓人民群眾更好更方便地實現權利。這些舉措的有效運行，得益于通過制定并強力推進完善配套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使得法官實現從“要我公開”到“我要公開”的轉變。
這可以說是推進司法公開的“徐州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