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實踐中接觸到一則案例：A某退休后在B公司工作并于工作中受傷，A某遂與家人、律師等與B公司負責人就賠償事宜進行了多次協商，最終在派出所簽訂了賠償協議，協議約定B公司一次性賠償A某12萬元以了結雙方糾紛。協議達成后，A某認為賠償數額過低，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該協議顯示公平，請求撤銷該協議。

因上述協議簽訂于民法典頒行之后，故A某訴訟所依據的請求權基礎為民法典第151條，該條規定：一方利用對方處于危困狀態、缺乏判斷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為成立時顯失公平的，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該規定系對民法通則及合同法有關條文修改而來。其中，民法通則第59條規定，民事行為“顯失公平”的，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予以變更或者撤銷，而合同法第54條則規定，“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撤銷。通過前述條文的對比，可以看出民法典對于“顯失公平”的規制從“客觀”轉向“主觀”。析言之，民法典的規定強調了顯失公平的主觀要件，重在考察當事人是否基于真實且自由的意思表示而作出民事行為，而民法通則及合同法則主要關注客觀要件，即強調“顯失公平”的結果。就條文本身而言，民法典第151條相較于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將乘人之危即“一方利用對方處于危困狀態、缺乏判斷能力等情形”作為“顯失公平”產生的原因，而不再將其作為一項獨立的可撤銷民事行為的情形，而在民法通則及合同法中，“乘人之?！笔桥c“顯失公平”并列的可撤銷之類型。這種主客觀相結合的顯失公平規制模式，就理論基礎而言，實際上是采納了德國法以及臺灣地區民法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這種改變契合了民法中“契約自由”的內在要求，只要當事人在自由之狀態下作出真實的意思表示，則只要契約之內容不具有法定之無效情形，他人包括裁判者均應尊重并認可，這也順應“當事人主義”的審判模式變革，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通過解構民法典151條的規定，可以發現，如果當事人以此作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撤銷民事行為，則需要同時具備主客觀要件方可支持其訴訟請求。首先，就客觀要件而言，首要的要件系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因該民事行為顯著失衡。申言之，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失衡要達到“顯著”時，即對某一方當事人極不公平時，法律才有干預之必要。在實踐中，當事人一方出于某種考慮，譬如早日獲得對價等因素，適當放棄部分利益致使雙方利益僅“輕微”或者“一般”失衡時，法律無需介入，而應當尊重當事人自己的選擇。這就要求裁判者判斷“顯失公平”時標準要嚴格，切忌動輒以“顯失公平”否定契約。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判斷是否“顯失公平”的時間節點應該是在民事法律行為發生時，而不應以事后作為判斷時點。其次，就主觀要件而言，有兩種典型情況，其一為利用對方處于危困狀態，一般是指利用對方陷入某種急迫困境，比如急需資金等，其二是利用對方缺乏判斷能力，一般是指利用對方欠缺相關經驗。

前文案例中，當事人就工傷待遇達成的協議，其內容是對工傷賠償責任的承擔及具體賠償數額作出的約定，并非單純對勞動權利義務的約定，就其性質而言，不屬于勞動合同，而應屬于一般合同。根據前文分析，A某的訴訟請求應同時滿足民法典第151條規定的主客觀要件時，方可得到支持。就主觀要件，A某在與B公司負責人協商之時，已經出院，恢復了正常的生活、思維以及交流能力，應認定不處于危困狀態，并且在與B公司的協商過程中，始終有律師參與，對傷情、賠償數額等因素應當已作出合乎法律之理性判斷和分析，對預期的風險應具備預判能力，故應認為其不缺乏判斷能力。就客觀要件，原告的傷情所對應的傷殘等級，根據法定工傷賠償標準所獲之賠償金額也僅約13、4萬元，微高于雙方約定的12萬元，顯然達不到“顯著”利益失衡的程度。綜上所述，原告的訴請因不具備民法典第151條規定的主客觀要件，故無法得到支持，雙方達成的賠償協議作為合法有效之合同，對雙方均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依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動輒要求撤銷，是應受否定性評價的違背契約精神的行為。